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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400多万人饱受60分钟以上极端通勤之苦 北京占600万

发布时间:2022-07-31  分类:深圳新闻  作者:admin  浏览:9844

报告显示,2021年,广州和深圳的平均通勤距离为9.4公里,同比大幅增长0.4公里。其中,北京的平均通勤距离为11.3公里,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2公里,成为中国最长的城市。工作机会和生活成本的空间失衡,使得工作和生活分离成为大城市青年群体普遍的生活方式。据权威报告显示,去年,全国有超过1400万人遭受60分钟以上的极端通勤,32个城市的极端通勤比例正在增加。其中青年群体近600万,占比超过40%。29日,住建部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监测与治理实验室、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百度地图联合发布《2022年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报告根据去年9月至11月中国44个有轨运行城市2.15亿城镇居民和1.05亿城镇从业人员的大数据工作岗位和通勤样本,从通勤时间、通勤空间、通勤流量等9个指标呈现了中国主要城市最新的通勤画像。报告指出,通勤距离在5公里以内是“快乐通勤”的最大门槛,其比例反映了居住在最近城市的人口比例。在去年监测的城市中,只有51%的通勤者能享受到“快乐通勤”,41个城市出现通勤幸福感下降;60分钟以上被归为极端通勤,体现了城市工作生活空间的分离。在年度42个可比城市中,超七成城市增加了极限通勤比例,北京60分钟以上通勤比例最大,首次达到30%。郑州是通勤空间半径和平均通勤距离年增幅最显著的城市,但该市极端通勤比连续三年下降。除了郑州,极限通勤持续改善的城市只有四个,分别是深圳、南京、杭州、厦门。北京600多万人饱受极端通勤之苦。北京的“农民工”每天都要经历全国最长的通勤时间。报告显示,2021年,广州和深圳的平均通勤距离为9.4公里,同比大幅增长0.4公里。其中,北京的平均通勤距离为11.3公里,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2公里,成为中国最长的城市。单向通勤距离最长的背后,与城市空间辐射范围广、北京工作居住分离度高、通勤交通效率低有关。报告显示,2021年,北京通勤空间最大,半径41公里,比特大城市(北上广深)平均通勤半径长3公里;职住分离也是最令人担忧的。2021年,北京的职住分离达到6.6公里,是深圳的近3倍,也远超特大城市的职住分离平均水平(4.2公里)。所谓职住分离度,是指从居住地到最近就业地的距离,是理论上可以达到的最小通勤距离,用于衡量城市职业与居住空间供给的匹配度。事实上,“同城通勤近7公里”相当于一些跨城市的通勤距离。根据北京市通州区规划,工厂路预计2024年建成,是北京城市副中心与河北北三县协同发展的重要交通基础设施。建成后可将河北大厂与背景城市副中心的跨市通勤距离缩短至4公里。根据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发布的《2021长三角城市跨城通勤年度报告》,华侨是上海通勤规模最大的。居住在花桥的通勤者主要在上海郊区的嘉定区和青浦区工作,其中位于江苏和上海交界处的安亭镇是主要热点,平均直线通勤距离为8.31km,不完善的地面公交网络和地铁轨道覆盖的低通勤比例进一步加剧了北京的通勤压力。根据该报告 从绝对值、增量和增长率来看,北京的极端通勤程度居全国之首。图片来源:《2022年中国主要深圳娱乐城市通勤监测报告》据《北京市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报道,到2021年末,北京常住人口为2188.6万人。由此计算,去年北京极端通勤人口规模近66万。那一年极端通勤人数超过600万。在极端通勤族比例不断增加的同时,北京的“快乐通勤族”比例却在下降。2021年,北京45分钟通勤占比55%,为主要城市中最低,同比下降2个百分点。除了北京,报告称广州的通勤趋势也令人担忧。“广州45分钟通勤比例三年下降6个百分点,从75%下降到69%,特大城市下降最为显著。”然而,另外两个特大城市深圳和上海的通勤变化呈现积极趋势。深圳不断通勤的“尖子生”,极端通勤率仅为12%,低于城市规模较小的特大城市平均水平;上海的通勤状况稳步改善。2020年,上海极端通勤人口减少最多,减少超过150万人。从2019年到2021年,上海平均单程通勤时间从42分钟减少到40分钟。年轻人通勤:近80%的年轻人可以在45分钟内通勤。在今年4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白皮书中,首次公布了中国年轻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数据显示,2020年年轻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71.1%,比十年前高出15.3个百分点,比整体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高出7.2个百分点。6月,全国首批“青年发展”试点城市名单公布。全国共有45个试点城市(含直辖市),既有一线城市,也有成都、杭州、长沙、海口等省会城市,还有东莞等热点三四线城市。报告称,在城市通勤者中,35岁以下年轻“工作者”的通勤需要更多关注。报告显示,北、上、广、深、成、杭六大城市近80%的年轻人就业集中在15公里以内的城市就业中心,但受生活成本和社区环境影响,65%的年轻人居住在距离市中心15公里的地方。图片来源:《2022年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其中,近三成年轻人选择居住在市中心15-20公里的圈子内,接近北京五环、上海外环、深圳绕城高速,这一圈层青年居住比重高于城市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职”与“住”的空间分离,让极端通勤成为青年群体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报告显示,在44个主要城市1400万极端通勤人口中,有近600万青年人群。其中,北京26%青年人群单程通勤超过60分钟,上海13%、广州10% 、成都10%,通勤状况较好的深圳、杭州也有近10%青年承受着极端通勤。“但值得注意的是,为了留出更多时间给生活和工作,青年群体优化通勤的主动性也更高。事实上,城市中心15公里圈层、轨道依赖轨道,都是青年平衡通勤与居住成本的选择。” 付凌峰称。根据报告,在上述6个城市中,近80%青年45分钟以内通勤可达。即便是全国通勤时耗最长、极端通勤占比最大(30%)的北京,也有近60%的青年45分钟通勤可达,高于城市平均水平4个百分点。图片来源:《2022年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为了让大城市发展对青年人更友好,报告建议,加快建设并推进完善保障性租赁住房体系,以减轻青年人和新市民“潮汐通勤”时耗。报告以北京为典型举例称,邻近就业中心是青年对于居住的本源需求。20%长租公寓,能够提供10公里核心圈层内的住房保障供给,近40%集中在10-15公里(四环五环之间),与城市人口分布特别是青年人群居住空间分布高度契合。“但受限与新增土地供给和保障对象以中低收入家庭为重点,北京近70%公租房、超过80%共有产权房主体分布也在15公里(五环)以外,8%的公租房、10%共有产权房位于城市中心40公里以外圈层,超出了城市通勤尺度的边界。”报告称。